勤劳淳朴的畲族妇女，不但是生产能手，也是编织刺绣的能工巧匠。他们手工艺品种类丰富，色彩斑斓，风格独特。如编织的彩带，又称合手巾带，即花腰带，案花纹多样，配色美观大方。编织的斗笠，花纹细巧，工艺精致，配以水红绸带、白带及各色珠子，更富有民族特色，是畲族妇女最喜爱的一件装饰品。畲族姑娘精心织绣的绣帕或彩带，送给心爱的情侣，是最好的定情物。解放后，这种工艺技术得到了更加发扬光大，成为抢手的旅游产品和出口产品。
畲族的编织工艺最受赞誉的是彩带和竹编。彩带即花腰带，又称合手巾带。畲族姑娘从五六岁起，就跟着母亲学习编织彩带，彩带精致的程度，是衡量姑娘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 畲族地区盛产石竹、斑竹、金竹、雷公竹等竹子， 为竹编工艺品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畲族妇女服装，各地略有差别，其共同特点是上衣多刺绣。尤其是福建福鼎和霞浦的女上装，在衣领、大 襟、服斗甚至袖口上都有各色刺绣花纹图案和花鸟龙凤图案。畲族妇女最主要的装束，那就是“凤凰装”。
民族服饰以头饰的凤冠和牛角帽闻名，服饰的颜色以黑色、蓝色为主。您现在看到的这双脚龙套，又称鞋袜，用蓝色土布缝制，鞋帮前部用黑色 土布，加白点作为装饰；后部为暗红色硬布，上绣有缠枝梅花图案，既美观大方，又可保持鞋袜不变形。鞋底亦为蓝布，用白线纳制，形成片片鱼鳞纹，周边则 镶有锯齿纹．
客家人的服饰，与唐宋时期中原人民的服饰差别甚大，却与畲族服饰类似，显然是在长期与畲族人民
交往中，受到畲族的影响，吸收了畲族服饰文化的有益养分所致。
历史文献对于畲族人民的描写，与描写其它蛮撩一样，都说他们“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这种装饰打扮，与数十年前客家人的装饰打扮几无二致。以妇女发髻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替，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把辫发盘成高髻，用红头绳一扎，象独木舟似的，这就是所谓“椎髻”；“髻上可套凉笠”，笠沿还要饰以五彩布条，也就是所谓“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两相对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真是一目了然.再拿妇女衣着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右侧开襟上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可见清代中前期以前，闽南、潮州下层妇女并不像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副循规蹈矩的“淑女”形象。
“文公帕”是古代潮汕妇女的服饰，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福建的泉、漳二州也有此俗，但称为“文公兜”，以为是朱子遗教。
然而椎髻蒙面的风俗本来就不是汉族的特征，与儒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前文所引的《三阳志》先强调其俗“与中州异”，接着又说：“嘉定间，曾侯噩下令谕之，旧俗为之一变，今无复有蛮妆者矣。”明确指出这种妆容属于“蛮妆”。只是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并未如文中所说的因地方官的劝喻而绝迹了，因为直到晚清民国，潮属妇女仍以高髻椎结为特色,如《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唯其髻发，则殊可怪。如惠来则多将发于脑后结束成小刀形，而旋其末于顶，贯于一红染之竹筒；筒长二寸许，圆径大小如银元，发突出筒外寸许，乃结以经绳，横以约长五寸之针，循下牢插，四围点缀以珠，借壮观瞻，行时动摇不定，如鹭鸶之踣伏颅上，诚奇观也。”
饶宗颐教授在《何以要建立“潮州学” ———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先以民族而论，潮州土著的畲族，从唐代以来，即著称于史册。陈元光开辟漳州，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与畲民结不解缘。华南畲民分布，据专家调查，皖、浙、赣、粤、闽五省，畲族保存了不少祖图和族谱，无不记载着他们始祖盘瓠的传说和盘王祖坟的地点均在饶平的凤凰山，换句话说，凤凰山是该族祖先策源地。”由此可见，畲族文化与潮汕文化的关系历史上就是极其密切的。倘若运用“文化之源多层次说”的观点，对“潮汕文化”这一文化综合体，来一个“血液会诊”与“源流”考察，那么，人们将会立即发现，粤东畲族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无疑是潮汕文化中一支古老的来源，也就是潮汕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先从文化学的语言、音乐、戏剧、民俗等要素入手，作一简要的记录，算是开台锣鼓，期望有更加热烈而美妙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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