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宋真宗君臣利用辽军主力深陷内地、无力继续作战的机会,达到了议和休战的目的,自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北部边防困境。“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赵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也使其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宋辽议和后,当政者在以往“守内虚外”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视议和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以后,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沉痛地指出: 国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敌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皇帝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富弼的以上议论,在说明澶渊之盟益处的同时,更指出宋真宗朝以来,“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的严重问题。 上述状况持续到宋仁宗朝对夏交战时,武备废弛的严重后果遂暴露无遗,所谓“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
澶渊之盟，当时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要迁都避战，真宗本来御驾亲征的意图也就此作罢。但寇准无可匹敌的勇气终于让他下了决心，亲临战阵达成澶渊之盟，30万的岁币和迁都比起来，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当时宋年收入1亿以上，而宋当时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以上）而历史走向证明一切，此战之后，北宋迈向颠峰——宋仁宗朝就算称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颠峰，都不为过。辽国关南之地得而复失，但年三十万岁贡再加上日后富弼允诺的二十万，这些钱帛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不过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交好达百年之久，契丹铁骑不再南下。此中弊利，一眼可明。 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北宋幽燕地区的和平，可以将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西夏）。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弊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统治集团“忘战去兵”，“武备皆废”，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内部斗争加剧，宋王室又重现一片歌舞升平，不知居安思危。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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